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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在线新闻网     2017-10-19 22:23:48     手机看新闻    我要投稿     飞信报料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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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已然成为文明交流、传播与融合的象征符号。

  ●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诗经》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出台后,学术界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不仅国内学者近期出版了多部论著,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大量译介到了国内,使国内读者得以了解到国外学者是如何研究丝绸之路的。

  美国虽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但美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却不容小觑,近两年来出版的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Millward)撰写的《丝绸之路》(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与韩森(Valerie Hansen)撰写的《丝绸之路新史》(Silk Road: A New History)在中国学术界与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他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

  米华健与《丝绸之路》

  美国乔治城大学米华健教授撰写的《丝绸之路》是享誉世界的“牛津通识读本”中的一册,其篇幅不过一百来页,但内容的凝练能使读者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作者学力的深厚。米华健教授素以对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的研究而著称,他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侧重于中央欧亚这一区域,而不仅仅是丝绸之路的两个端点——长安与罗马。他认为:“对于丝绸之路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央欧亚人以多种方式参与并影响了跨大陆的经济和其他交流。”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央欧亚人,是中国与罗马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交流的中介,失去了这一中介,丝绸之路将黯然失色乃至于消失。

  基于这样的认识,米华健教授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如下定义:

  “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它是指通过贸易、外交、征战、迁徙和朝圣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武士、传教士、游牧民、密使和工匠都和商人一样,为这一持续的碰撞交流做出了贡献,这种交流在帝国和宗教统一的时期愈加兴盛。

  以往我们认为丝绸之路是由汉代张骞开辟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远在张骞出使西域前,跨欧亚的交流已经兴起了。米华健教授为丝绸之路的历史大略划分了六个阶段,张骞所处的第二阶段——古典丝绸之路时代从公元前三世纪持续到公元三世纪,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第一阶段,跨欧亚的交流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足以令我们感到惊讶,在阿尔泰山脉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泽雷克人墓葬群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绸、杯子以及有可能来自波斯或中亚的地毯。

  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意义,米华健教授认为在于“大大扩展了中国人关于中央欧亚的地理、人种和政治的知识,为后来的外交和商业交流铺平了道路”。他特别提到了汗血宝马这个例子。张骞带回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盛产汗血宝马的信息,刺激了中国人对西域名马的需求,而中国用以交换的产品正是同样价值昂贵的丝绸。丝绸与马匹之间的互换交易当然不只发生在汉代,实际上它是丝绸之路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贸易形式。

  在长达千年的丝绸之路发展史中,值得探讨的实在太多,米华健教授选择从三个角度梳理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影响——丝路上的生物学、丝路上的技术、丝路上的艺术。米华健教授从乌鲁木齐大巴扎中一只盛马奶酒的青花瓷碗中,看到了它所承载的多元文化交流的内涵,这只青花瓷碗“再现了欧亚大陆与中国共有的色彩和样式,是伊斯兰世界、中国和西欧之间从九世纪到十九世纪相互交流的成果”。经由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得到广泛传播的还有西瓜、葡萄酒、带馅的面食、马球、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装饰图案、鲁特琴等,这一名单还可以加上很多名字,例如唢呐。

  米华健教授在书中讨论了鲁特琴与琵琶之间的关系,鲁特琴中的一种——巴尔巴特琴在波斯萨珊王朝时得到了蓬勃发展,经由丝绸之路,巴尔巴特琴被带到了中国,甚至“琵琶”一词也可能来自“巴尔巴特”,而琵琶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又传播到了朝鲜半岛与日本。这种传播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从出发地传到目的地,而是融合了本土的特色。米华健教授在书中没有提到唢呐,其实唢呐源自波斯,大概是在宋元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了本土化的洗礼后,如今谁也不会否认吹出《百鸟朝凤》的唢呐是中国传统乐器。

  在《丝绸之路》这个小册子的最后,米华健教授针对近代丝路衰亡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丝绸之路仍然是欧亚大陆宗教传播与商品交易的重要渠道。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永久改变了历史,有的学者将这一事件视为全球化的开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米华健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

  从史前到近代,再到我们如今所谓“全球化”时代,跨欧亚货物和思想的交流只有数量的差异,没有多少本质差别。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丝绸之路从未消亡;它只是延伸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丝绸之路已然成为文明交流、传播与融合的象征符号,它所承载的意义,并没有因为全球化的兴起而受到削弱,相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拓展。

  韩森与《丝绸之路新史》

  耶鲁大学历史系韩森教授撰写的《丝绸之路新史》是一部令人着迷的丝绸之路历史研究的专著。韩森教授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了,在《丝绸之路新史》出版前,她的多种专著已被译成中文并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讨论,如研究南宋民间信仰的《变迁之神》与研究中古时代契约在中国发展历程的《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

  韩森教授的专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在资料搜集与整合方面用力甚勤,这为她的立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米华健教授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方式不同,韩森教授挑选了丝绸之路上的七个地方对其进行深度描写,这七个地方分别是楼兰、龟兹、高昌、撒马尔罕、长安、敦煌藏经洞、于阗。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被称为“碎片化的历史学”的时代,能有一位学者对上述地方都做过精深的研究,实际上一门敦煌学就足以令一位学者奉献其毕生精力。韩森教授在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时,没有试图面面俱到,在确定了故事的主题后,她搜罗了包括汉语、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学术成果,既有文献研究的成果,也有考古研究的成果。

  韩森教授希望透过这部专著破除大众对丝绸之路的一些错误印象,这就是它可以称为“新史”的地方,她首先要破除的就是丝绸之路是一条笔直大道的错误印象: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做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志的、横跨欧亚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皮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志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在这部专著中,韩森教授花费了很大篇幅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她所依赖的主要是留存至今的文书,这也是她为什么选择楼兰、龟兹等七个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发现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书。

  韩森教授在书中展示的证据显示“丝路贸易大多只是涓涓细流”,即短距离的转手贸易较多,且交易金额并不大,这与我们想象中的拥有数百头骆驼的商队浩浩荡荡地行走在沙漠边缘的场景很不一样。当然,这并不是说丝绸之路上不存在大规模的贸易,但韩森教授提醒读者注意“有上百头牲畜的长途商队在史料中很少被提及,一般只有国家间互派使团时才会出现”。

  书中所举的多份丝绸之路贸易文书中,最吸引读者的也许要数在吐鲁番发现的一件七世纪的诉讼文书,因为这件文书曾做成冥衣,考古学家将它复原后,我们得以知道诉讼的大致情况:原告粟特商人曹禄山状告一位未留下名字的汉商欠债未还,曹禄山的哥哥向这位汉商放贷了275匹绢,之后带着两匹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驮着丝绸、弓箭、马鞍、碗等货物前往龟兹贸易。曹禄山的哥哥遭遇不测后,曹禄山作为财产继承人要求这位汉商偿清债务,官府最终也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判决。曹禄山的哥哥是在弓月城遇见这位汉商,从弓月城到龟兹的距离并不算远。这一案例给我们展示的正是丝绸之路上短距离、小规模的贸易,也许它和我们心中的宏大叙事并不吻合,但是真实展现了日常生活的状态。

  韩森教授还注意到唐朝在西域的驻军以及大量军饷的支出是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丝绸在唐代是一种价值高昂、携带轻便的通货,最适宜作为军饷长距离运输到西域。书中提到在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唐朝每年向西域的军事重镇输送90万匹绢,较之上述曹禄山哥哥放贷的数量,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士兵们再用获得的绢在当地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

  当然,丝绸之路上并不只有贸易。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书中包含的大量插图,展示了绚丽多彩的敦煌壁画、吐鲁番出土的距今一千年的韭菜馅饺子、喀喇昆仑公路上的佛教石刻、终老西安的粟特商人的墓葬,这些普通读者甚少见到的图像,让人在眼花缭乱的同时也惊叹丝绸之路的无穷魅力。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或许每十年我们就该有一本《丝绸之路新史》,更何况这条文明交流的纽带仍在发挥作用。(易舜)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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